从伯希和A、B笔记中获益最大者自然是敦煌学研究人员了。由于笔记所抄录的内容、抄录的时代都创造了 “第”，它的参考价值自然也就极高，40年代，谢椎柳和史岩分别对洞窟进行了编号，并对题识进行了抄辑。但由 于几十年的自然相坏，原有的题识中一部分久已酒没、 写迹梭糊，直接影响到日后的研究工作。伯希和的笔记正好可以作为校勘善本。其次是，伯希和的笔记所辑题识，在材料的占有上，超过了谢、史等人所辑录的相同内容，这又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。比如，被伯希和编号为第17(Z)号洞(敦煌研究所编第156号)中，有一方著名的题记《莫高窟记》，对于莫高窟的历史和考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伯希和同谢稚柳均对此题记进行了全录，但对照二者录文，竟差异很大，这是何故?原来，谢稚柳抄录这篇题记的时候，敦煌遗书汉文写本的《莫高窟记》已问世，谢稚柳也已熟悉了它，所以记录时谢以写本为依据，来推测《莫高窟记》中的残字、脱字。虽则这样来得快捷、便当，但却失真。而伯希和是照原貌描写，有一个字写一个字，有半个字就写半个字，完全是实录。相比而言，工作价值的高低自然分晓。